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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政治家、民众和金融市场的期待和压力，发达国家央行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现实中唯一的“救世主”角色，努力进行货币政策的创新和迭代，然而新政策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短期内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降低经济下行风险，然而持续的宽松却积累和转移了长期风险。例如，低利率导致导致大量负利率、低利率债券的存在，在实现对借款成本的抑制的同时，也迫使投资者持有更多高风险债券或者股票来追求回报。从收入分配的角度，低利率带来的资产价格繁荣，会让社会中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扩大，抑制未来的需求增长，带来潜在的社会矛盾。

金融的开放也是今天的主题，我希望能找到最大公约数。金融市场开放发端于中国财政部代表中国政府发行外债。1987年财政部作为市场发行主体，第一次直接走向国际资本市场。走向国际不是简单的事情，国外投资者要求中国政府作为借款人必须放弃你的主权豁免，这是一个很大的法律问题，主权发行体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不放弃主权豁免，投资人不会买你的债。后来财政部、外交部商量同意按照国际惯例来做，请示国务院同意了。以后中国政府出去发全球债、杨基债、欧洲美元债，以及到日本发行武士债等等，增加了中国政府在国际资本市场的知名度，带动了中国一批银行和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走出去”，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作为主要的金融实体，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当时“走出去”的银行主要还是政策性银行，其他的商业银行“走出去”的很少，近几年开始增加了。我们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还没完全“走出去”，现在中信证券有一个合资，海通银行在葡萄牙有一个合资银行，这个过程还在继续。第三阶段就是中国发行体到香港和伦敦发人民币债。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跨境结算、跨境基础设施和支付系统也在不断发展。这几年外国中央银行持有我们中国的人民币储备，外国的政府和企业体到我们中国发熊猫债。这说明我们的金融市场在逐渐扩大，这是非常积极的、重要的，但是还远远不够。

魏尚进亲眼见证并以严谨的实证数据记录中国的点滴变化，21世纪初期的文章指出诸多中国制度上的缺陷。通过详细计算中国资本管制的成本，魏尚进发现，中国早期对国际贸易付款的限制以及对外汇交易的管制都显著提高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贸易量。在评估2005年中国第一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文章中，他指出，在短期内，汇改所带来的汇率制度灵活性有限。在对国有银行的贷款方向的分析当中，他发现，国有银行倾向于向生产率比较低的国有企业贷款。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魏尚进同时观察到中国长足的进步：他通过对中国的研发支出，专利申请，专利的引用率等方面的详细研究，论证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变过程。

2017年8月，在王鑫文任董事长期间，德奥通航有意收购珍爱网51%股权，试图跨界互联网婚介，随后遭到交易对方的叫停，重组再度无功而返。这一举动与德奥通航提出的通用航空事业群和小家电事业群“一体两翼，平衡发展”并不符合，而且距离公司决定上一项高达33.49亿元的资产重组计划刚刚过去不久。

1992年林毅夫将农业经济方面的论文收集成册，以《制度、技术和中国的农业发展》为题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获得了1993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8年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学会授予林毅夫每两年一度的约翰•克劳福德爵士奖，表彰林毅夫对农业经济学的贡献。1999年林毅夫的论文“技术变迁和农业家庭收入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获得《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杂志》年度最佳论文奖。2000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林毅夫的第二本农业经济学方面的论文集《再论制度、技术和中国的农业发展》，同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最佳著作一等奖和2002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最佳著作一等奖。

在研究汇率问题中经典的一价定律时，研究者经常发现，一价定律在跨国数据中不太成立。也就是说，根据一价定律，同样的贸易品，在不同的国家的价格应该会很快收敛到一个水平上，但是，实际数据描述出来的收敛速度经常很慢。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和国家间使用不同货币所带来的汇率波动阻碍了贸易品价格的收敛。为解决这个问题，魏尚进独辟蹊径，使用美国国内48个城市中51种商品的数据，考察不同城市中同一种商品价格收敛到同一价格的速度。由于这些价格是美国国内价格，规避了国家间价格对比中的贸易壁垒和汇率波动的问题。魏尚进的数据表明，跟国家间的价格收敛速度相比，国内价格的收敛速度应该是比较快的，这也是一价定律所预示的收敛速度的上限。